1939年长沙战场上，当薛岳得知对面是南京屠城的第六师团，中国士兵烧完纸钱后说的话，让日军胆寒。

1937年冬天，南京城破，第六师团作为最先入城的部队之一，在谷寿夫的指挥下，将这座古都变成了人间地狱。辎重联队小队长高城守一在日记里记下了江边的场景：尸体像漂流木一样被浪头推回来，在岸边叠了一层又一层，一眼望不到头，少说也有几万具。

这支代号"明"的部队来自九州熊本，兵员大多是矿工和渔民后代，皮肤黝黑、性情暴戾，在日军内部向来以能打硬仗出名。然而正是这双沾满血的手，让它在每一个中国军人心中都刻下了不可饶恕的罪状。

两年后的1939年秋天，冈村宁次调集十万兵力扑向长沙，第六师团作为主力打头阵。消息传到第九战区长官部，代司令长官薛岳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让参谋把第六师团的番号通报到各部队。

很快，一线阵地上就传开了一句话："为南京同胞报仇！"不少从南京撤下来的老兵跪在战壕前头，点着纸钱朝东边磕头，嘴里念叨着死去的乡亲和战友。有人把写着"血债血偿"的布条缠在刺刀上，有人咬破手指在军旗上按了血印。仗还没开打，那股子决绝的杀气就已经压过了对面日军的炮声。

薛岳心里清楚，跟第六师团硬碰硬拼刺刀是吃亏的。他采用的是"后退决战"的路数，把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这三条天然屏障当作节节阻滞的阵地，一边打一边往后撤，沿途把所有道路桥梁毁得干干净净，水田旱地全部翻成沟坎，日军的卡车、装甲车开进去就陷在泥里。

湘北的老百姓更是帮了大忙，粮食、牲畜、重要物资统统扛进山里，水井要么填掉要么下毒，留给敌人的是一座空荡荡的荒野。

第六师团渡过新墙河之后，立刻就尝到了这种焦土战术的厉害。9月27号下午，其先头部队大约一千人朝福临铺方向推进。国军第195师早就选好了一片背山靠水的绝佳伏击地形，只派小股侦察队上去撩拨两下，日军果然上当，一头扎进了口袋。

师长一声令下，轻重机枪从两侧山腰同时开火，迫击炮弹雨点一样砸进日军队伍里。这一仗当场撂倒五百多鬼子兵，第六师团自全面侵华以来，头一回在中国军队面前栽了这么大的跟头。

到了1941年冬天，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响，阿南惟几又把第六师团、第三师团和第四十师团的主力七万多人推到了前线。薛岳这时候已经总结了前两次会战的经验，把"天炉战法"磨得更加精熟——以长沙城为诱饵，将日军主力吸引到城下，待其粮弹耗尽、锐气消磨之后，外围重兵再一举合围收口。

第十军军长李玉堂奉命死守长沙，他在战前会议上说："我死则长沙为坟墓。"预十师师长方先觉更是把遗书写好，连同家信一起交给留守处。岳麓山上的重炮阵地日夜不停地往城区方向轰击，步兵在每一条街道、每一栋房屋里跟日军反复拉锯。第六师团负责进攻城北，有一小股部队甚至冲进了城内，但马上被岳麓山的炮火覆盖，又被第十军的反击给顶了出去。

日军猛攻三天三夜，长沙城岿然不动，而弹药和干粮已经见底，后方补给线又被湘北游击队和国军别动队切得七零八落。阿南惟几无奈下达了撤退命令。谁也没想到，真正的灾难恰恰从撤退开始。

中国军队两翼各路人马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一听说正在逃跑的是第六师团，各部队长官根本不用上级动员，全都把预备队压了上去。第七十三军、第九十九军像两把大钳子死死咬住第六师团的侧翼和尾部，负责垫后的第13联队几乎被冲散，残兵需要其他部队收容才能勉强维持建制。辎重第六联队三个中队在突围途中被打死五十二人，骡马、弹药、军需物资全被缴获。

1月8号那天，第六师团好不容易突破捞刀河，阿南惟几却临时变卦，命令他们改变撤退路线，顺便消灭沿途的截击部队。这道朝令夕改的命令直接把第六师团再次推进了七个师组成的包围圈里。影珠山方向，前来接应的第九混成旅团遭到迎头痛击，山崎大队三百五十人无一生还。

关于第三次长沙会战的伤亡数字，中日双方各执一词。第九战区报的是毙伤日军五万余人，而日方战史只承认死伤六千。第六师团自己上报的阵亡人数是四百六十一人，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们在撤退路上丢下的尸体远远不止这个数。

谷寿夫虽然在1939年就已经退出现役转为预备役，但血债不会因为退役就一笔勾销。1946年8月，他被从日本引渡到南京，次年春天在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那一天，九万多南京市民涌向刑场，掌声如同潮水般一遍遍响起。

至于第六师团，后来被调往太平洋战场，1943年登陆布干维尔岛，随即陷入澳军持续不断的围攻之中。到了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的时候，这支曾经不可一世的王牌师团已经彻底残废，残兵败将在南太平洋的丛林里迎来最后的覆灭。用老百姓的话说，该还的，迟早都要还。